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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与榜样同行】追忆北大教授汤一介:生为烈焰 晚年尤炽
 添加时间:2014/11/26 发布: 管理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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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有人说,哲学的唯一问题就是死亡。在汤一介涉足哲学之前,便尝试着参悟生与死。他以火焰比作人的生命,说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虽然长,但它照亮的面积十分有限,而尽管烈焰转瞬即逝,它照亮的面积却更为广阔。

  写这段话时,他只有20多岁,一心想像烈焰一样。半个多世纪过去,已是著名哲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的汤一介,寄望编纂一部挖掘中国传统学问、呈现中国儒学源流的《儒藏》,来点燃余生。

  直到2014年9月9日,教师节的头一天,烈焰灭了。留下的,是那卷还未竣工的10亿字巨著。

  今天,北京大学没了往年教师节的喧闹,学校对外通报了汤一介先生逝世的消息。有学生说:“老先生没能等到教师节,学生也不能再当面说声:老师,节日快乐。”

 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王博很遗憾,汤老没能等到这个教师节。他说:“每个教师节学生都会想起他,对他最好的祝福就是把汤老最关心、最放心不下的事业延续下去。”

 

 “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翼的国家”

 

    这是作汤老的博士生以来,肖力千第一次没有和老师在一起过节。

  去年,肖力千和几位师兄弟一起,精挑细选了一盆根系发达、枝叶青翠的松树,给汤老带去,希翼他生命常青。那时,汤老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。

  但他并未把《儒藏》放下。今年6月,在《儒藏》“精华编”百册出版发布会上,87岁高龄的汤老表示:“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,我就愿意为《儒藏》编纂工程竭尽全力。”

  没想到,汤老的这句话成了他关于《儒藏》的绝响。

  2002年,汤一介提出编纂《儒藏》的构想,得到了当时还在世的张岱年、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撑,随后,这个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、编辑总量不少于《四库全书》、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正式启动,汤老任总编纂、首席专家。

  在这12年里,汤老主持编纂的《儒藏》精华编百册已经出版。然而,《儒藏》全本计划完成的时间是2025年,汤老还差一个12年。

  俞菁慧是汤老2009级的博士生。在她的印象里,《儒藏》编纂是汤老人生最后阶段最为关注的事,汤老常常和学生们说起如何在当前继承和发扬传统学问的重要性,“这不仅是个人的事业,还是学校的、国家的学问事业”。

  汤一介曾在多个场合说:“有自己学问传统的国家,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,才是有希翼的国家。”

  对于儒藏的编纂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他说,《佛藏》收录了佛教典籍,道家典籍也编在一起了,就是没有《儒藏》。从历史上看,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大家没法割断它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因为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》一书,汤一介开始思考“文明的冲突”的对应面:文明的共存。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,世界将会混乱、人类彼此争夺。

  这个看似政治家考虑的题目,其背后拷问着中国现代哲学转型的学术问题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学问的发展。汤一介则认为,包括激进主义派、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,共同组成中国学问的现代转型。“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,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,应该如何来理解、如何来创新大家的哲学”。

  如何实现“和而不同”的学问共处?汤一介认为,只有互相理解、相互敬重,才能取得共识。其后,冯友兰、季羡林、梁从诫、汤一介等学者创建中国学问书院,任院长的就是汤一介。

  这也为汤老后来的“国学观”奠定了基础。他认为,只有把中国传统学问放在整个世界学问发展的总趋势中考量,使中国学问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要求接轨,才是中国学问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。

 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,汤一介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哲学理论问题上。自1990年代末开始,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。在他看来,当前对经典的说明,无论哲学、宗教、艺术等,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,而面对中国丰富、深厚的历史学问资料,以及说明经典的经验、方法与理论,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说明学。

 

为人师“守正笃实、久久为功”

 

    汤老出生于书香门第,祖父汤霖,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;父亲汤用彤,是与陈寅恪、吴宓并称“哈佛三杰”的国学大师。

  然而,汤一介并未吃家里的“老本”,而是创立自己的研究范式,开拓新的研究内容。这一点从其上课的场景就可见一斑。

  美学家、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,上世纪80年代,汤老办了一个关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函授班,学术性很强,结果全国有1万多人报名。当时,汤老邀请叶朗到西安为函授班学生讲课,很多工厂里的工人请假自费从陕西各地跑来听课,除了他们关心学问,这和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浪潮以及老师授课内容不无关系。

  这一点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学智的佐证。他说,30年前,中国哲学还在沿用旧的框架和范式,封闭并带有“文革”痕迹。最早开设《魏晋玄学》的汤先生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,“别开生面”地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,“在历史里讲哲学,在哲学里讲历史”,让人“振聋发聩”。

  更让身边人所称道的,还是汤老的忍耐、固执和对“思想自由独立”的追求。

  两个月前,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,校长王恩哥当着数万名毕业生讲起一段往事。物理学院的一名学生问他:学物理、做科研压力很大,需要牺牲很多东西,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坚持。王恩哥只说了两个字“忍耐”,接着他以汤老治学为例列举了一组数字:“76岁高龄受命编纂”,“收入儒家经典著作3000余种,约10亿字”,“另要编纂著录两万余部儒家经典文献总目”,“时间计划为23年”,“编成之后100年内不会有人超过”。

  “这种守正笃实、久久为功的精神,值得大家用心学习。”王恩哥说。

  正如汤老所言:“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编书中度过的。”

  汤一介反对人们用“国学大师”称呼他。他说,“大师”应该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,而他自己只是中国哲知识题的一个思考者。

  但在学术上,他的严谨是出了名的。

  王博是汤老2011级博士生,他忘不了那些布满了红笔意见的A4纸。起初,他以为把作业交给汤老只是走个过场,没想到,隔一段时间汤老电话来了,挨个叫学生过去谈作业。轮到他时,摆在他面前的是汤老一笔一划写满批改意见的作业纸。

  认真,是对学术负责的开始。王博说他一直将汤老告诉他的这个道理记在心里。

 

做人“事不避难、义不逃责”

 

   鲜为人知的是,汤老小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,甚至留过两级。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汤一介跟随父母从北京转到昆明,先是在一所县立中学就读,后来才转到西南联大附中,但很快,他就发现自己“跟不上”,只好复读初一。第二次是在初二,考试时他的数学、物理都不及格,只好留级。那时,班上同学都比他小,这让处在青春期的汤一介十分不自在,下半学期就“逃”回了昆明。

  事实上,直到在西南联大的预科班读书,汤一介的学习仍是跟不上,考大学也没有考上。1946年,他转去读北大预科班,后来才考上北大。

  家里人对他的成绩从来不闻不问。根据汤老生前的回忆:“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,只适当地指点,看我读《三国演义》,他会建议我还要读《三国志》”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。“事不避难,义不逃责”,意思是勇于承担困难的事情,对合乎道义的事情负责。从祖父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,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,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。

  “母校是我最喜欢和最尊重的地方,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,但最珍爱的是蔡元培先生留给大家的‘兼容并包,思想自由’的精神。”汤一介说,“自由是无穷的创造力。”

  两个多月前,抱病出席《汤一介集》发布会的汤老说:“我想继续再写文章,讲我自己的感受,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,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……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,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、一个教师的责任。”

  这个持续了87年的烈焰不再燃烧。但烈焰照亮的学术领域,以及他所崇尚的创造力,将在后辈年轻人的身上得以延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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